出处：作者 王德华，中国科学报新闻采访 稿“生态学是我的生命”一文中节选。

　　诵读者：刘伟，农业虫害鼠害综合治理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党总支

　　大家好，诵读科学家经典活动，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孙儒泳院士的一些往事。内容来自王德华研究员“怀念我敬爱的导师孙儒泳先生”和中国科学报新闻采访稿“生态学是我的生命”一文中的，几个节选。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孙儒泳院士， 

　　先生1927年6月生，浙江宁波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1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1954年保送到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学习；1958年获得莫斯科大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留任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系副主任、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把工作重心迁至华南师范大学；直到2020年2月14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 

　　孙先生生前常年从事生态学教学和科研工作，撰写和参与撰写的专著、译著、高校教材等共16种，所著的《动物生态学原理》获第二届高校教材评审，全国优秀奖和1992年全国教学图书展一等奖。他是共和国建立以来，贡献最大的中国生态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最伟大的生态学教育家。 

　　回忆先生的童年韶光，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家乡的田野和溪水记录了先生玩耍的身影。逮螺蜂、捉虫子、钓鱼虾……大自然是他幼时最好的玩伴。也许就是这些幼时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多年之后在他无法实现音乐梦想之时，先生毅然投身于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生态学事业。 

　　先生的求学之路因时势动荡而充满艰辛，抗日战争期间甚至两度失学。1942年，他考入宁波沦陷期间新办的高中师范学校，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音乐教师李平之。“李老师是宁波市 音乐教育界的老前辈，堪称 业精为师、德高为范的楷模。”出于朴素的敬仰之情，先生渐渐爱上了音乐，也弹得一手好琴。高中师范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决心要为祖国挥洒汗水大干一场的先生，却迎来一个晴天霹雳。东迁“接收”的国民党政府宣称沦（lun）陷区颁发的文凭是“假学历”；毕业生是“伪毕业生”，政府不予承认。先生只好在家待业，备受精神煎熬。直到半年后，先生才受邀，前往宁波四明孤儿院小学任教，教授国文和唱歌课。后来在李平之先生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到上海唐山路小学任教，并在夜校补学了高中课程。1947年夏报考大学时，先生在音乐梦想与艰难现实间再三比较，最后放弃了音乐梦想，选择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 

　　刚走进大学孙儒泳先生觉得自己有点找不着北，老师上课有的用英语，有的用汉语，下课夹着皮包就走了，想见也见不着，老师同学之间缺乏交流。不过，不服输和知难而上的良好心理素质，让孙先生在不久之后，就从一个入学时，连草履虫观察图，都画不好的低起点学生，一跃为班上的尖子生。先生曾说大学时汪堃仁先生的循循善诱和鼓励提携让他受益匪浅。 汪堃仁先生是 留美归国的著名动物生理学家。 动物生理学是一门讲生理机制的学科，理论性强，也比较高深， 而汪先生用说书艺人丢“包状’似的讲解，层层解惑，深入浅出，让孙先生茅塞顿开，在恩师的潜移默化中，先生立志专攻动物学。大学的求学生涯，曾让孙先生感慨到“人的一生要走很多路，但关键的没几步，北师大的求学生涯对我来说就是个关键。” 

　　师大毕业后，孙先生被推荐留校担任助教，担任助教期间，先生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待在生物系小楼里。准备实验材料、示范标本、解剖用具、仪器设备……集体宿舍中无法安心工作，看书，他每天就在备课室熬到深夜。他曾对母校谦逊而充满感激的说“我不是天才，甚至算不上聪明。优势只在于一旦确定目标就兢兢业业，从不，左顾右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屁股坐得住，干事情认真不偷懒。这样说，我想自己留校也是够格的” 

　　由于工作突出，1953年孙先生被学校推荐到苏联留学，并选择动物生理生态学作为研究方向，进入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师从苏联著名生家、鼠疫自然疫源地研究权威尼古拉·巴夫洛维奇·纳乌莫夫教授攻读副博士学位。经过与导师的反复讨论，先生确定了论文题目《莫斯科省两种田鼠种群（或叫个体群）某些生态生理征的地理变异》，旨在证明地理上相隔不远的两个种群之间，在生理生态特征上可能出现的地理变异。 

　　因论文实验需要，先生每个季节都要到野外工作一个月，工作内容是捕捉田鼠同时调查田鼠数量，然后回进行一个多月的实验。实验完成，再去野外，来回往返。以至于他在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师生中的印象，就是一个，整天背着鼠笼鼠夹去野外捕田鼠的，话语不多的，高个子的中国留学生。”研究期间孙先生几乎与老鼠为伴，生怕困入笼中的田鼠晒死、饿昏、冻死。喂老鼠、清洗鼠笼，样样亲力亲为，他知道，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一出差错可能会影响整个实验的精确性。 

　　留学论文答辩时，孙先生接受了莫斯科大学生物土壤系四十余名教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的考核，最终以全票评为优秀论文。他的论文成果是：以8个季节的实验资料，证明了地理上相距仅110公里的两个种群之间，存在静止代谢率地理变异，该研究为兽类地理物种形成假说提供了生理生态学证据；同时，提出了地理变异季节相的新概念。后来谈起留苏的最大收获，先生说：“除了科研方法，在学术上善于倾听反面意见是比金子还宝贵的东西。别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往往正是自己的薄弱环节，是要进一步研究的地方；从反面意见中产生新概念，新思想，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天大好事。” 

　　先生的求学之路完美的诠释了，他给高中生物课本题写的“韶光易逝,劝君惜取少年时”的真谛。 

　　完成学业，孙先生归心似箭，待学位证刚一发放，他便即刻整装踏上归国之路。当时，中国兽类学 老前辈寿振黄曾发出邀请，希望孙儒泳先生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但先生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北师大。他后来曾对自己的学生说“当时我很犹豫，北师大培养我，器重我，送我出国深造，于我是有恩的，我觉得应当知恩图报。” 

　　回国后，考虑到当时的国家需求和自己的学术特长，孙先生主动找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自荐请缨从事流行病的自然疫源地研究，开始了逆境中的拼搏。 

　　先生带领北师大一名助教和两位四年级本科生，参加了“柴河林区森林脑炎自然疫源地”野外调查工作，干起了“老本行”。1959年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就这样艰苦条件下，团队连续调查了半年，完成三篇论文，均刊发在《动物学报》上，同年，他被聘为学报的青年编委。 

　　在此后的一段艰难岁月里孙先生虽然被下放劳动了一段时间，但是他用所学调侃自己，他说“生物学家应该是最懂得适应环境的，这是达尔文归纳出来“适者生存’的真理”。 

　　面对逆境，先生将大部分精力集中在教学和科研。在他看来，科学工作者作出切实的业务成绩，才算真正报答了祖国。 在那段政治运动不断的岁月里，先生始终强调“科学的个性是老老实实，有一说一”作为生态学家，在业务上坚持科学真理是自己肩上推脱不了的责任。 

　　也是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在学校的努力和安排下，孙先生正式登上大学讲台，讲授综合动物学，教改试验课。他发挥专长，开设了动物生态学课程，这在当时是一门全国未曾开设过的新课程。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充满风险和机遇，在先生看来，尽管生态学原理全球相通，但各国动物区系不同，环境也大有差异，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国生态学教科书，必须联系中国实际，然而当时并没有现成可用的教材，一切得先生自己从头做起。因此，他一边讲课，一边编写试用讲义，一届一届不断积累，补充、修订、完善，就这样用了足足20年，并最终于1987年完成了《动物生态学原理》，这本他心目中的理想教材的首次出版 ，这在当时国内外学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这二十多中孙先生不断把自己立足于动物各个类群的生理生态学研究经验、理论和成果融会贯通，并在科研发展中拓展了动物疫病自然疫源地调查研究，水产养殖应用研究，动物种群生态学研究，动物行为学，行为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研究，晚年还开拓了生态系统管理和服务的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先生不断将相关知识纳入教材。迄今这本专著先后经历了四次修订，一直以来被大学生、研究生和科研人员誉为中国动物生态学“圣经”式的教材，也影响着我国一代一代的生态学工作者。 

　　1993年，孙儒泳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那年他66岁。也就在那时他说道“当选院士，最令我欣慰的是，可以继续态学工作了，我无法想象，如果真的从工作中退了下来将会如何。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 

　　是啊“离开工作，离开生态学，也就没有了我的生命”，这是多么直切的感言，延续科研生命最好的方法是培养出一批同样优秀的学生，1978年起以及此后40多年孙先生一直持续指导研究生，他在学生和后辈的教导中，总是以身作则，既严格又不乏关爱。 

　　王德华老师在怀念恩师中提到“先生是一位对学问认真而严谨的严师，记得1993年我受邀去美国参加关于低温适应的国际学术会议，在投递摘要的时候，孙先生让把我博士期间的相关数据给他，他自己又重新用计算器计算了一遍，参会回来后，他要求学生仔细阅读论文集，并自己把会议论文集中的文章一篇一篇地阅读，阅读得很仔细，认真做了笔记，后来他对会议的学术进展情况进行了一个很详细的介绍，发表在国际学术动态杂志上了。先生教导我们研究上，一旦确定课题方向后，就要一步步按程序去做，半年不行，一年；一年不行，二年。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干任何事情都要讲持之以恒。科研并不难，一是方向须正确，二是要耐得住寂寞”。 

　　王德华老师在怀念恩师中还提到“先生对学生更是一位慈爱的长者，曾记得“在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期间，孙先生亲自示范如何讲报告，不时地用手比划着，怎么突出重点，更感动的是在答辩当天孙先生还亲自在学院楼门口迎接答辩专家。这样做除了先生对专家们的尊重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我答辩能够顺利”。 

　　王德华老师也曾记得孙先生说过“我听你的同学说，你在师大读书的时候由于营养不良还晕倒在厕所里过。你也没说，我不知道，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啊”。 

　　王老师更感慨先生对学生的信任和支持，他说“先生那本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材《动物生态学原理》，出版第二版的时候，让学生们给他的书里挑错，在第三版修订的时候，他就邀请学生参与。当后来出版社希望再一次修订，由于他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他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让我负责第四版的修订工作”。 

　　先生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每每让人感动，他多年来不顾年事已高、不畏酷热依然爽快答应参加后辈学生们的答辩，对后辈们的研究真诚提出科学建议，更多地给与表扬和鼓励。 2007年他捐出自己50多万元的积蓄设立了一个资助贫困学生的基金。 

　　师恩难忘，当师生关系逐渐转变成了亲情关系，这是每位学生获得的莫大馈赠，回忆甘之如饴。 

　　逝者如斯夫，再难相顾道寻常，这里我用孙先生的挚友、曾担任中国生态学学会理事长的王祖望先生，在为《动物生态学研究进展－庆祝孙儒泳院士80寿辰纪念文集》写的序言作为诵读的结尾： 

　　“孙儒泳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为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许多研究工作在我国生态学发展史上都是奠基性的工作，他为我国的生态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的研究领域涉及生理生态学、行为学、保护生物学、水生生物学等领域。孙儒泳院士毕生从事教育和生态学研究，在这一领域内，他犹如一位不知疲倦的农夫，在生态学领域内，几十年如一日，耕耘、播种、收获，周而复始。他热爱教育、热爱科研，将这一崇高的事业视为自已生命的归宿。 

　　除去十年浩劫外，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多种形式的讲坛上度过的，大学里的讲台和实验室里，研究现场（森林、草原、高寒草甸、湖泊、水库、河流等）的‘大讲台’上，几乎都留下了他的踪迹。他以一生的精力履行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崇高职责。同时，他又是一位不耻下问、虔诚的学者，深信‘人非生而知之者，孰执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的道理。所以，他既是一位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又是一位善于向行家里手，甚至向自己的学生学习的谦谦学者。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他如海绵般不断吸取养分，再反哺给他众多的弟子。 

　　他热爱他的每一位学子，对他们既是严师，又是慈祥的长者，他不仅教授学识，更注重学生的品格。他对学生很少厉言疾色，更多的是以自身的言行，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的众多弟子以在他的门下而引以为荣，他也常常以弟子的成就而流露出欣慰的笑容。” 

　　最后，我想说敬爱的孙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简评： 

　　孙儒泳院士是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为我国生态学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的许多研究工作在我国生态学发展史上都是奠基性的工作，他为我国的生态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推荐人：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