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科学家｜郑作新：中国鸟类岂能只由外国人采集命名？
郑作新见过的鸟儿，实在太多了。
但他总是兴致勃勃。同样是观鸟，他能看出更多层次和乐趣。他眼中的天鹅千姿百态，一会儿低空盘旋，一会儿又把脖子扎进水里。“如果你手上拿着饼干，它们会把嘴直伸到你手上来。这时你可以抱住它，抚摸它全身柔软丰满的绒毛。”在郑作新眼中，鸟儿的任何举动都彰显生命的活力。每每看到鸟儿在树枝上亲昵地互相梳毛、争吵或鸣唱，他感受到的，是生命的跃动。
观鸟时，他饱含深情，笔触浪漫；科研时，他沉心静气，在鸟儿眼皮底下隐匿行踪；野外调查时，他和同事为了不惊扰鸟儿，不顾爬上脸的蚂蚁，忍受衣衫被露水弄湿，只为得到合乎实际的观察结果。
他带动中国的鸟类研究从零发展，被后辈视为一代宗师。他的《中国鸟类名录》是中国学者自行研究编纂的第一部全国性鸟类名录。他用英文编写的《中国鸟类区系纲要》首次对国内鸟纲进行了系统总结，堪称国际经典。1989年，为了给83岁的郑老颁发国际自然保护特殊成就奖，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会长专程来到北京。这样的操作是该会历史上首次，也是该奖第一次颁发给中国学者。
用自己深厚的古文功底，郑作新给原本只有拉丁名的鸟儿找到恰当的汉字。年逾花甲时，他还坚持出野外、做科普，给大朋友、小朋友解释野鸟脚上的铝环是为了环志。在他的教导下，一批后起之秀渐渐成长。有人说，郑老的教诲，是全方位的、无微不至的。
郑老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信念：不放弃时间。他争分夺秒，只争朝夕。有人形容郑老是座山，他的确像一座山，不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减，反而因不断累积而愈发深厚，最终成了时间的主人。
为鸟类学打基础、搭框架
郑作新15岁时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学专业，1926年毕业后到密歇根大学深造。密歇根大学博物馆里的一件标本，彻底改变了郑作新的研究生涯。
参观博物馆时，郑作新在一众动植物标本中行走，突然看见一只背部金黄、腹部通红的大鸟，那是金鸡（红腹锦鸡）的标本。郑作新知道，陕西宝鸡市附近有座小山包，名为金鸡岭，那里是金鸡的故乡。但他眼前的标本却标注着拉丁文名称，写着瑞典学者林耐于1758年发现。
金鸡是中国的特产，为什么要被外国人采集、被外国人命名？郑作新一边想，一边暗下决心。正逢当时母校协和大学数次来函，诚邀他回校任教。彼时，郑作新的胚胎学研究已小有成果，舒适的生活和光明的前景正等着他。但他婉谢了导师挽留，心思早已飞回祖国，飞回他思念的福建鼓山。
1930年，郑作新到协和大学生物系任教，主要讲授普通生物学、胚胎学等课程。当时我国近代鸟类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要开展的工作非常多，这些基础的生物学课程，也面临着原版教材不符合国情的问题。郑作新从最基本的写起，于1932年出版《大学生物学实验教程》。之后，又陆续出版了《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分类学纲要》等教材。平日里，他教课、写教材；假期时，他和学校生物学会的同仁外出考察、采标本。
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不久，福州告急，协和大学迁往武夷山的邵武古城。当时武夷山尚未开发，邵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人类的穷乡僻壤，却是鸟儿的世外桃源。武夷山躲过了第四纪冰川浩劫，有绝佳的森林植被，可谓“鸟类天堂”。
此后，郑作新坚持出野外，甚至常常绕邵武全境考察。
早上四点多，太阳刚要升起，正是禽鸟最活跃的时候，郑作新和学生们翻过起伏的山峦，穿过茂密的丛林，详细记录下当地鸟儿的种类、迁徙时间、居留时间、数量消长情况等。1938年至1941年，这样的考察一直持续着。
“我可以说，当年组织师生的观鸟活动，是我国国内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观鸟小组的活动。”郑作新这样写道。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大家依然坚持考察，不仅反映出对科学的执着，也显示出抗战必胜的信心。而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料，最后被写成了《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这是我国关于鸟类数量统计的第一篇实地考察报告。
之后几十年，郑作新的职业生涯里填满了野外科学考察和标本检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他的足迹遍及全国，西藏、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四川、云南、海南……直到古稀之年，郑作新还在坚持出野外。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河北，他研究了当地果区有哪些主要食虫鸟类；在西藏，他探讨高原陆栖脊椎动物的区系演变；在黑龙江，他推动设立了我国首个鹤类自然保护区……这些付出让郑作新掌握的标本和资料愈加丰富，中国鸟类的资源轮廓、区系脉络，在他脑中愈加清晰。
用行动出成果、明观点
发表完邵武的调查成果后，郑作新马不停蹄，接下出国考察任务。1945年，郑作新以客座教授的身份重返美国。当时飞机途径日占区，还要沿伊朗、摩洛哥等地绕行至华盛顿，但他根本顾不得歇息，因为他清楚，要想继续开展国内的鸟类研究，必须尽快解决手中资料匮乏的问题。
郑作新在美国东海岸的十余所大学及研究单位里交流学习，同时也到各处博物馆查看鸟类标本和文献，学习研究经验，积累了大量珍贵资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世界各国开始了漫长的战后恢复。
郑作新原本想去美国各地考察禽鸟，或到英国、德国等地的博物馆继续交流，但因当时社会混乱、交通不畅等原因，最终都没成行。他没有犹豫，加紧筹备回国事宜：“我知道人生是有限的，必须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扎扎实实地开展中国鸟类的研究工作。”
鸦片战争后，有欧美学者发表过中国鸟类的相关研究。1931年，美国学者祁天锡等人的《中国鸟类目录试编》收录了中国鸟类种和亚种1668个。郑作新回国后，用全部的节假日来核对这一目录，找出其中需要修正和删掉的部分，校准每种鸟的学名。
1947年，即回国次年，郑作新发表《中国鸟类名录》，列出中国鸟类1087种，912亚种，总计1999种和亚种。这是中国人首次系统地研究鸟类的专著，直接把国内的鸟类研究带入新水平。
此时的郑作新已入中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拒绝了友人送来的赴台机票，选择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郑作新和爱人陈嘉坚先后迁往北京。陈嘉坚到北京后，进入全国妇联工作。郑作新则于1950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之后参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下称动物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的筹建。
这一时期，郑作新对全国鸟类的调研工作逐步展开，产出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1955年至1958年，他完成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上、下卷的编制，初步确定了全国鸟类的学名和同物异名，搞清了种和亚种的分布。
1959年，郑作新等人的《中国动物地理区划》则改写了中国境内的动物地理区划与分界。学术界将全球划分为6个地理界，分别是古北界、新北界、东洋界、热带界、新热带界及澳洲界。大部分国家只处在单一地理界内，而中国恰好跨过了古北和东洋两大界，这也是我国物种丰富的主要原因。
1876年，英国人华莱士将古北界和东洋界的界限划分在南岭，学术界长期循此界定。而郑作新和许多学者在后续的实地考察中发现，这种划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在《中国动物地理区划》一书中，郑作新和同事分析了鸟、兽中的特有种、优势种和主要经济种，结合土壤、植被及气候区划，最终确定古北界和东洋界的界线应从原来的南岭变为秦岭，向西经横断山脉北部，至喜马拉雅山脉。
秦岭分界的观点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赞同和认可。此外，郑作新等人又根据实地考察资料，将全国动物地理界进一步划分为7个区和17个亚区，这种动物区划在国际上属首创，至今仍被普遍采用。
郑作新还有一项重磅研究也发表于这一时期。1960年春天，郑作新在四川峨眉山带队考察时，发现了我国的珍稀动物白鹇。该鸟此前仅在云南、两广等地有所记载，在数百公里外的峨眉山并无记录。郑作新敏锐地注意到，峨眉山的雄性白鹇和云南等地的白鹇不太一样：前者左右两边的外侧尾羽是纯黑色，后者的尾羽则是白色夹杂着黑色细纹。按生物进化论看，白鹇等动物分高级种群和低级亚种，低级亚种会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一些差异。以往理论认为，某一物种的中心地或起源地更可能发现亚种，人们根据亚种的所在地判断，某地是否为某种的起源地。
但郑作新综合研究了14个白鹇亚种后发现：尾部纯黑或有黑斑的白鹇作为低级亚种，均匀分散在四川峨眉、海南岛及柬埔寨南部，这些地方都属于白鹇分布的边缘。而在白鹇的分布中心云南，大部分鸟的尾羽是白色的。据此，郑作新等人提出了“排挤观点”，即“低等类型的亚种被排挤到该种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这与达尔文进化论提出的优胜劣汰相吻合，也是对该观点的一种补充论证。
用研究鉴真相、获认可
郑作新时任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同时任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鸟类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并兼任博物馆、动物园等有关团体的多个社会职务。在海外，他是英、美、德等国鸟类学会的通讯会员，还在国际鹤类研究中心担任顾问，是世界雉类协会的会长，第22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名誉主席……身体不适时，他最关心的不是何时康复，而是住院时能否继续工作。
郑老的勤奋程度有目共睹。他的研究生涯产出专著20部、专业书籍30多本、论文130多篇，科普文章数百篇，总计超过千万字。在动物所工作时，他每天上午、下午和晚上都在办公室。人们经常能看到他戴着厚厚的眼镜，抱着老伴准备的暖瓶往所里走。
出野外时，他亲力亲为，直到走不动路为止。几十年的野外经历，他常常风餐露宿，去到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和危险擦肩而过。50多岁时，郑作新到安徽黄山考察，因为路太陡，只能蹭着下台阶，裤子磨了好些破洞。下了山，他赶着开会，只能穿着破洞裤去。在云南考察时，他骑马翻山，山路窄到只能通过一匹马，他体力不支从马背摔下，直接导致胸部肋骨受伤。
郑作新的付出换来颇多收获。云南考察时虽然受伤，但他和同事发现了一个画眉新亚种——斑胸噪鹃大围山亚种。在那个年代，我国学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鸟类新亚种有20多个，其中16个都是由郑作新或由他领头发现的。
1965年，郑作新几番整理，将几十来年的成果凝集成30厘米厚的新版《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将国内已知鸟类的分类系统、学名订正、亚种分化、分布和迁徙悉数整理汇编。这之后，为了适应国际交流需要，郑作新受出版社邀请，编写了120万字的英文版《中国鸟类区系纲要》，在当时，这是对中国鸟类最完整的记述，可谓中国鸟类研究向前迈进的又一块基石，为世界鸟类学提供了相当完整的中国鸟类资料。因为书中特别记述了中国鸟类濒临灭绝的情况，也成为鸟类自然保护的重要依据，为后续《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这两本著作更加奠定了郑作新在国内外的声誉。
1981年郑作新再度访美时，母校密歇根大学为其颁发荣誉科学奖状。1989年，美国野生动物学会为其颁发1988年国际动物资源保护特殊成就奖。刚出院不久的郑作新因身体不适无法前往美国，美国国家野生动物保护联合会决定派当时的主席黑尔来中国为郑老颁奖。
领奖时，郑作新强调，自己在学术上的一切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在广大生物科学工作者的支持协助下取得的。
郑老虽然1998年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对中国乃至国际鸟类学的影响绵延不绝。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之后出版了《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每隔几年坚持更新。他的研究生、动物所的雷富民2022年被推选为国际鸟类学家联盟的主席。以郑光美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在前人积累的硕果之上，继续将鸟类学科不断发展壮大。
爱鸟、爱生态、憧憬美丽中国
纵观郑作新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难看出他实事求是、严谨辩证的学术态度。除了大量查阅资料、花时间做研究，他还很善于向人请教。
常年在野外考察，郑作新和当地的猎户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非常熟悉猎人的工作习惯，会请他们当助手，向他们请教某种鸟在某地方言中的名称、平时栖息在怎样的地方。前文提到的峨眉山白鹇，最初就是因为郑作新在猎人家发现标本异样，才有了日后的研究成果。
1991年，郑老还将自己亲笔签名的获奖书籍寄往家乡福州，送给他当年的助手、福州的世代猎户唐瑞干，对他多年前帮助采集鸟类标本表示感谢。
猎人以打猎为生，郑作新并不反对，他反对的是以吃生猛珍禽为时尚、乱捕滥杀，只顾自己，不顾及社会和他人。他强调，中国鸟类要走“保护、保育、保全”的“三保”道路，鸟类是组成自然环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维持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对农林益鸟和濒危种类予以大力保护。而对一些有产业价值的鸟类，应适当保育，以便后续合理合法的利用。而对不同鸟类栖息的森林湿地，也要加以保全，只有保护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鸟儿等各种野生动物才能“安居乐业”。
在《中国经济动物志·鸟类》中，郑作新还特别写道：鸟害防除是复杂的，在鸟害严重的地区，对于益害关系还未明确的种类，更应慎重，切忌乱捕杀，否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1995年我国将麻雀和老鼠、苍蝇、蚊子一同列为“四害”，郑作新为了查清问题，和同事在河北、北京等地采集了八百余只麻雀标本。为期一年的调查后，郑作新等人确认：麻雀主要以昆虫和虫卵为食，秋收季节时在农作物区构成危害，而在林区、城市和其他季节，不造成危害。因此，应当防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
因为给麻雀平反的坚定态度，郑作新的这一事迹被编入1988年的《思想品德》课本，课本这样写道：“他不顾个人得失，大胆地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和看法公开发表”“他认为探索真理、坚持真理和宣传真理是一个科学家的神圣责任。”
郑作新为鸟类研究贡献了毕生心血，后人评价他为“我国现代鸟类学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中国鸟类学界的骄傲。”
郑作新在耄耋之年时因病住院，但他依然答应了出版社关于科普读物写作的邀约，平日里一边写、一边口述，请儿子儿媳整理，最终记录下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在谈到他的个人选择时，郑作新这样写道：“我选择了回国之途，选择了鸟类学，对此抉择，我终生无怨无悔。”
